我的母亲姓夏侯，博山人。曾几何时，我对母亲的姓氏一直憧憬、羡慕(儿时没少埋怨为何不让我随其姓)。母亲个高、挺拔，在我儿时对她有记忆时，母亲就很清瘦。我们姐妹三人，母亲的辛劳可想而知。记得七十年代，那个色彩单调的岁月，头戴白帽，肩背帆布砸缝的背包，身穿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是那个岁月母亲给我定格的印记。七十年代，人们思想大多还是封建的，可想而知，我的降生给还存侥幸的母亲怎样的失落。女孩多了，操心事也多。母亲对我们家教很严。那时家家都不富裕，但家家都那么有朝气，大的带小的，是我们那个年代的成长方式。老大，在姊妹中树立起的威望，是作为老小的我望尘莫及的。邻居们都知道，“老钱家的老小，最怕的是她的大姐”。
　　母亲好强、乐观。在我的眼里，她从未与人拌过嘴、吵过架。母亲的工作是电工，邻里邻外谁家的电出了问题，她不管再忙总能帮忙解决。儿时的冬天，分外寒冷，屋里取暖仅靠一个火炉。我听父母说过，家里的煤块，是他们从湖田那边用地板车拉来的。现在同样已是这个年龄段的我们，再想想那个年代养育我们的父母，他们的精气神和现在的我们比，可强太多了。
　　小时候冬天睡觉，被褥可以说冰凉似铁。在那个物质缺乏的年代，母亲会想办法淘换来注射用的大玻璃瓶，在我们睡觉前灌满热水，塞好瓶盖，放进我们的被中。每晚钻进已被“冲暖”的被窝，那片刻的凉意夹杂高温区域的冲击，惹得我们叽叽喳喳嬉笑着。这时的母亲会给我们一个个把脖子后面的棉被塞紧，让被窝立刻暖和起来。我不知道母亲用的什么手法，只知道她塞棉被带给我们无以言表的温暖舒适，以至于至今回想起来还是那么幸福、快乐。大概这一场景给我印象太为深刻，使得如今现以为人母的我，也会在儿子睡前习惯性地给他塞被角。
　　博山人是很讲究的，母亲也不例外。记得在大姐即将成婚，家中招来第一个女婿时，母亲特意买来博山特有的棕子大床，饭桌上摆上了标准尺寸的盘子、碟子、碗。母亲上学、就业参加工作的早，一些博山传统的东西她根本就没有受过熏陶，但就是这种“家乡情结”牵动着她特意像老家的姨妈、舅母请教。家里的厨房，时常看到她带着大姐在冷菜、热菜上下足功夫，接下来的成果就是博山的传统菜“四四席”逐步地摆上了我家的饭桌。
　　“女大当嫁”，母亲是权威的丈母娘，至今三个女婿回想起母亲，依然对老太太敬仰有加。我们那时的婚礼不像现在，父母双方都要宴请宾客。那时的女方只是送走女儿。两个姐姐都是我亲自送走的，母亲当时微笑着，看不出丝毫的失落，记得有阿姨问：“夏侯，送闺女你怎么没哭呀？”母亲毫不掩饰地说：“我真的是为孩子成家高兴，哭什么！”但真到我出嫁时，她却黯然落了泪，三个女儿真的都走出去了，也只有自己的母亲领会这成长中的艰辛。
　　在二姐结婚后的几年里，我享受了近三年的“独子”生活。在这三年里，母亲退休前，了却自己的一桩心愿———入了党，我不想说母亲有多么高尚，她的入党只为她有信仰。随后的退休生活，母亲过的安逸、充实。为家庭依旧操持，一直是老龄队活动的积极分子。母亲思想很开放，喜欢听流行歌曲，也接受新鲜的思想。按那时的穿戴，母亲可以说是同龄中的时髦者，她身材高挑，性格开朗，在我印象中，老龄组的长跑比赛，母亲跑了第一名。
　　记得父亲曾经对我们说过：我们的一家之所以成为一个家，我们三个女孩之所以能长大成人，全靠了母亲的辛苦操持。可以说我们三姐妹的为人处世，脾气性格很大程度受了母亲的影响。
　　清明节将到，谨以此文，写给我故去的母亲，天堂的康乃馨寄去女儿对您的思念！爱你，妈妈！    

（钱景慧  澳门威士尼斯人大药店）